贾康: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态势、挑战与机遇兼论“全球经济”与“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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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态势、挑战与机遇 兼论“全球经济”与“新经济”

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学术平台 2020-07-31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0年7月26日在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线上讲座的发言实录。

大家好!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朋友们,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态势、挑战与机遇”,也从全球经济和新经济的不同视角讨论相关的问题。

我准备了一个PPT,大概用1小时时间,把基本的看法汇报给各位。

先谈一下怎么认识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现在这个阶段上相关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过程,应该讲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快车道。在一段时间的感受上,是终于可以使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的远景,在一个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实现了。前些年,我们的领导也说“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是在2010年以后,我们必须要处理一个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问题。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间,原来的高速发展状态要合乎规律地变为中高速,而且要提高发展质量,要形成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这也是寻求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还要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来在中央总体的战略谋划和表述上,是把2020年以后的15年再到30年,形成了“新的两步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具体设计。

“新的两步走”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持续实施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具体化。因为我们按照邓小平当年说的“三步走”,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以后,首先在2000年到2020年20年的时间段上,中央又给出了一个全面小康的节点性目标,今年要基本实现。再往后30年,新的“两步走”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到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

在全面小康的目标要于2020年得到实现的进程中间,2010年,中国经济表现为我们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一个高速发展局面。从曲线上来看,2010年,当时报出的是10.6%的高速增长,但也就是2010年接近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稳字当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央当时基本的判断,就是必须要牺牲一些速度,寻求“软着陆”,因为虽然还有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但是矛盾凸现期的特征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必须应对这种矛盾凸现,要形成以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又必须是逐步调到中高速状态)的新发展阶段,对应到未来现代化目标的分步骤实现。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的两位数增长,就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以后到此时30年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以后,速度往下走,有我们主观为之的原因,也有一系列客观原因。2010年以后,速度两年内迅速降落到8%以下。再往后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增长缓慢落到7%以下,2015年报出的是年度6.9%  。

这样一来,可看出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全面改革开放30年算总账,年均9.8%,四舍五入为两位数增长。从1992年小平南巡到这个时候,18年左右时间,就是高于10%的两位数增长速度,跟2010年情况高度吻合。但是这个情况难以为继了。难以为继的原因,我们主观是感受到矛盾凸现带来的问题毋庸置疑,对矛盾凸现简单概括一下,在物的视角上,有效供给这一侧所感受到的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的危机因素,如大气污染的雾霾动不动就打击大半个中国,后边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整个社会感受到食品安全的威胁,已经使中国大量的家长在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从物的矛盾凸的现行状不可持续的特征,也表现在人际关系上:虽然老百姓收入看指标不断上升,但是说到收入分配,几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都认为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存在着我们不可否定的两极分化等尖锐的问题,必须做出人际关系向和谐社会推进的调整。物的角度和人的角度放在一起,我们的认识是要主动而为,牺牲一些速度,在增长基数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以中高速增长而注重优化结构,使这种运行中不同视角所说的结构失衡问题得到扭转。

从客观比较来说,中国经济2010年以后的增速下行,经济在放缓过程中间的表现,和其他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共性、规律性的特征,有相通之处。

我们回到这个曲线上看一眼。2010年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重回两位数增长局面,这时候我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可比口径,我们是稳稳地于这个状态下坐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这把交椅上了。进入这个阵营,跟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放在一起来看,无一例外,都要告别原来在比较低的人均收入状态下实现经济起飞那时候的高速度。要转成一个从高速往下调到一定位置的新速度状态上。我们自己寻求的是速度虽然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低再低,必须是调到能够使中国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特征的中高速上,继续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高速最关键的,伴随的实质性诉求,是需要高质量发展、升级版的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定我们必须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到了2013年,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常态”概念,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指导之下,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时报上表述,需要在升级版发展的诉求上,完成一个L型转换,这样一个L型转换中,大写的L是增速往下落了以后,要拐出尾巴来,进入一个大致为平台型的发展状态。这样一个战略判断和对于L型转换的战略诉求,贯彻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间,而这种“软着陆”过程中间追求以中高速落到一个平台状增长的意愿,本来是很有可能在2015年下半年以后得以实现的。实际的运行中间,2015年的速度是四季度后落到全年的6.9%。这个6.9%就实际表现为以后12个季度的上限,而下限,历时12个季度之久,低也只低到6.7%。12个季度按照经济学的语言,已经是中期概念。我们已经走出来了一个3年时间段上,以6.7-6.9%很窄区间波动为特征的平台状态。遗憾的是,在经济下行后看起来有可能实现L型转换,进入平台状的初步局面形成之后,不期而至有2018年二季度非常明显出现的美中之间所谓“贸易战”。在认识和表述方面,我们实际上也有反复。说了“贸易战”以后,曾经很快听到宣传部门有要求,这个字眼不能用,一律只能讲“贸易摩擦”,想尽量缓和气氛,调到对我们相对有利的氛围之内去。但是实际生活中间到了现在,大家已经不忌讳——不只是贸易战,最新的发展可以说还有科技战、外交战这些特征,都出来了。最近几天的变化,大家感受上出乎意料有一些特别的变故。感觉甚至是上午不知道下午要出什么事儿,下午不知道晚上要出什么事儿。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演变过程中间,确实有从贸易战开始以后烈度上升的趋势。

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则是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走,击穿了前面那个平台的底线。2018年下半年开始,6.7%的底线失守。到了2019年全年算起来,我们只有6.1%的增速了(18年全年最后是6.6%,19年比较明显地滑落到6.1%)。这样,把我们自己已经意识到的发展阶段转换因素和贸易战以后带来的对于我们发展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看到原来所说的L型转换,没有能够稳定出现。

那么在整个诉求上面,应该讲我们还不能放弃完成这样一个L型转换,就得寻找在冲抵下行因素之后,有没有可能,相对快地在一个重心调低的状态之下,再现平台运行状态——仍然是中高速,仍然能够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最近明示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

在这个诉求的背景下,现在就必须说到,又来了今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当然这个疫情在中国首先出现,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之后,中国作为大经济体,又是率先比较有决定性把握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现在虽然还在防范输入性的新病例,也逐步出现了像前一段时间北京,现在新疆和大连又出现的一些疫情,但总体来说,局面控制住了。其他地方,如特别行政区香港,最近一段时间形势很严峻。其他的经济体,要说到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情况都比中国严重得多。

在全球怎么样蔓延,还得密切观察,外部世界这样一些不利因素又反过来冲击着中国现在本土上有所控制的基本局面,经济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间,具有外部巨大不确定性的挑战,形成这样一种交织局面。

从具体数据来看,各位都印象深刻,今年一季度,我们的龙头指标还是不得不谈的——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首选的指标就是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几十年没有过的一季度-6.8%。在最新的二季度表现上有所好转,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长以后,把1至6月份合计而形成的增长速度拉回到-1.6%这个位置上,这是我们当下面对的基本情况。

经济增速相当低这样一个局面,是前面10年视野之内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转换、后来不期而至有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以及新近有非常巨大冲击和不良影响的突发疫情“三重叠加”形成的一个具体局面。

总之,我们在中国经济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原来意识到的难以再维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而要寻求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是后来出现了贸易战和突发疫情的双重挑战。开始相对比较乐观的、有望实现L型转换的局面,现在需要我们再克服后两个非常不利的因素之后,重新寻找能不能在更低发展速度重心上面去实现。

很多客观因素的旁边,我们也不必讳言,在中国本来说要解放生产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制度创新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改革步履艰难,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官不为,在很多的地方形成惰性等等问题。在政策制订和执行中间,也存在着相关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很多我们感受到的官场不为、在实际生活中的政府尽责不到位等等问题,直观看往往认为是政策问题,但是你要深刻分析它,又连接着我们在改革深水区的改革攻坚克难往往受阻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性问题,即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不能够按照改革的意愿相对顺利地继续推进。我们的转轨带来的是在制度环境之下,邓小平一开始就说到了,解决制度因素对于官员行为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很多惰性的制度因素使那些被老百姓称为好人的官员也难以有作为,甚至被逆淘汰;另外一些机会主义、投机取巧;个人私利至上、很多不良的动机在官场里面,就会有它的空间。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影响,分析起来会说到很多更复杂的相关问题,我后面会注意勾划一下。

还有突发的新冠疫情冲击,这也是当下大家感受最直接的问题。

在“三重因素”叠加因素的严峻形势下,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短期延续到中长期更长远视野的基本判断。概括下来,应该强调一下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供给可持续性,这方面我们应该以客观因素和主观努力合并在一起,形成必要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客观的讲,中国在走上现代化之路之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市场化、国际化就是改革开放两个概念,是大政方针里面所包含最核心的内容,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必须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必然伴随城镇化推进过程之中,我们找准了的通过开放催化改革、甚至倒逼改革这样一个正确道路。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国际化合在一起,还要伴随新经济或者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是这样一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非常重要的发展潮流。

这五个概念合在一起,如果把改革说到全面改革,这个概念之下,还要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应伴随着行政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间,我们认为带有共性特征的主潮流因素。中国“大踏步跟上时代”,就要抓住这些发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是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状态,而现在我们已经在弥合或者消除二元经济过程中取得一系列的进展,还要继续和全球互动。经济方面就是和全球做生意,释放中国弥合二元经济中巨大的需求,既形成中国本土的有效供给,又和全球做生意加上全球有效供给,一起回应中国巨量需求释放,在供需互动过程中实现超常规的中国和平崛起过程。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客观的成长性、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空间。

中央决策层、管理部门多次说的“中国经济基本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现在从眼下看到长远,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多大的空间?我不赞成有些学者简单比照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指标,所说的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后期,其实中国沿海区域的一些高地是有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但是在中部、西部,也包括沿海的一些洼地,总体来说是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初期。全中国是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为主演变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也符合以城镇化反过来印证工业化发展已有的成就: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后期将是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它高速发展阶段的完结,中国不是这样。现在没有欠账的城镇化水平(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掺水的、有明显欠账的——进城的近3亿人已经在城市区域生活多年,他们的工作早已经脱开农业,但是被称为“农民工”,就是因为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为什么不能给他们城市居民户籍呢?因为我们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不足以使他们享受跟其他市民一样的、不加歧视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这是欠缺,同时也意味着有一个弥补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现在应该是在50%上下,按照国际经验,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有20个点,走到70%左右,会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再往上,假如一年走一个点,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要延续20年左右。工业化、城镇化合在一起的判断,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经济体,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未来的成长性和伴随成长性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空间是相当客观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做改革开放概念之下,伴随着新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的事儿,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仍然可以有自己可观的一种成长性空间,以供需互动获得支持“和平崛起”的过程。当然还要加另外一些国际方面的全球化等时代主题的分析判断,我后面会专门说到。这里是说,要肯定对我们发展仍然应有的信心,但在追求“和平崛起”视角之下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认识到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领导人已经说到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是中美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几年之间已经告诉我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按基辛格的说法就是不可能回到从前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可能已是在冷战这样一个山峰的山脚下,如果处理不好,就往上进入冷战之峰。近期则显得形势更为严峻了。

我后面还要说的,是基调上一定要力求实现对美守住底线、斗而不破的要领。我们仍然要坚持一个面对着未来的发展,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有哲理意味、但实际生活中又有非常实际可做工作内容的重要概念——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示的中国所追求的这样一个跟古代中国先贤的“大同理念”相通的远景目标。

小结一下:这个层次归结到三种因素造成中国经济下行,我们在严峻局面中还有一个对发展的基本估量,我们仍然具有成长性的未来前景,还要正确处理复杂的外部环境、国际关系问题。

接下来我简单勾画一下,从当下疫情着眼,应该说到的一些突出问题。今年的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特征,我很早时候就说到了,必然是带来一个“前低后高”。虽然疫情来势凶猛,但它毕竟是一个短期现象,现在我们更有把握说了,这个前低后高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一季度-6.8%变成二季度的-1.6%,其实在一季度3月份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过程。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复工复产在全国努力展开,现在看到二季度情况好于一般的估计。前低后高在下半年会继续展开,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要鼓励敢担当、有作为,在应急和优化国家治理能力上,要积极创造后高中间尽可能好的局面。

简单把现在的新冠和当年SARS做个比较,很清楚仍然是四大阶段,当年如此,现在再重复这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迟钝,相关管理环节上不作为。这有点遗憾,当年SARS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太缺乏经验,但是这次武汉出了疫情以后,开始又有这种迟钝和拖延,甚至可以说感受到有瞒报,无作为,甚至还为了维持面子,有万人宴,有一些不实的,看起来安定人心而实际上带来了后面严重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是第一阶段的特征。

第二阶段,突发严峻局面,就是“人传人”已经成为全社会都知道的情况,病例大量发生的情况出来了,当地医疗体系已招架不了。

第三阶段,跟着严峻局面的是第三阶段中我们比较快地启动了非常时期战时状态抗疫的一系列措施。当年SARS的时候,是北京看准了这条以后,明确地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情况报告给全社会成员,在当年中财大、人民医院等等疫情群发的区域,实行封闭化隔离,严格的管理,和紧急动员我们的可用力量,全速建成了小汤山集中医治的医院。今年武汉又是以封城开始,紧跟着封社区、隔离,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全国支持,全国跟着一起防疫抗疫。这个第三阶段上应该讲中国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评分应是相当高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副作用,难免。现在总体来说对第三阶段的情况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第四阶段,疫情明显缓解,直至消除。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对时起时伏的疫情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还得密切跟踪:在北京新发地又开始这样一个疫情、终于现在看到有效控制之后,新疆和大连的疫情会怎么样演变。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同时承认防输入还有明显的压力。未来疫情如何演变,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次新冠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已经不是一开始有些医学专家忧心忡忡说的比SARS超过10倍的起跳,现在应该讲至少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非典造成的损失结果。但是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在处理这些挑战过程中间,还要继续往前发展。

在新冠的冲击之下,有这么几个分析的视角,我简单提一下:

第一,短期和长期。我们还是要注意怎么样衔接好可持续发展,这种不确定性在其他经济体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险象丛生,在我们看到的信息里面,感觉很揪心。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报出来是生命损失为死亡者4000多人,而现在美国已经14万人以上,什么时候能刹住车,现在还是未定之数。中国自己的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外部世界还很不明确。但我如果说到更远,很大可能性以两年为期,外部世界应该能够收敛下来。最不利的情况,也是两年为期有盼头了。为什么呢?现在疫苗进展还是传来了一些确定性、阶段性的给人以欣慰感的消息。另外,治疗药物的探索也在积极运行。两年之后,很可能疫苗可以得到运用,这是防病;治病有更成熟的经验,更有效的药物,减少死亡率,防病、治病连通在一起,是不是全球有望比较好地收敛疫情?全球也有展望中间的一定确定性。

我们自己从一些指标也可以看到,有负面的消息,也有一些比我们预期更好的亮点。综合来看,短期到中长期,中国的确定性带了个头,世界的确定性也会逐渐提高。

第二,总量和结构。这一视角上,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总量的扩张现在有一系列的政策,这是必须采取的;在结构优化方面,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追求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很多的压力,客观上也是倒逼我们实现有效的投融资,提供能够高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出,而产品与服务得到高质量,最关键的是以结构的优化为支撑。需求的扩张当然有必要,现在我们也特别强调扩大内需,这是我们的确定性必然导出的方针上的侧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很大,我们内部世界的确定性比较明显,所以更强调扩大内需,站住脚,同时绝不放弃积极争取外需方面的配合。

掌握总量和结构这个关系,在深层次上我们要结合继续深化改革的制度结构优化,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来带出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落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一系列结构的优化上,同时也要优化收入再分配,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针对矛盾的凸现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中国社会走向人民美好生活愿望得到实现的过程中,提高和谐度,提高社成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三,存量与增量,我们动员存量潜力方面,已经给大家深刻的印象,疫情突发以后,意想不到很多应急反应动员出来的力量,迅速形成有效供给。比如中国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把生产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线投入运行。当然我们也要在动员存量潜力的同时,特别注意提质增效,以增量优化整体结构状态,以及增量在边际上更高水平的绩效,应进一步引导整个产出绩效的提高。

第四,政策和实施。这方面的关系要处理好,很多政策设计看起来方向正确、要领明确,但是贯彻和实施,需要整个治理体系和执行能力能够确实使好的方针政策基本不走样地贯彻到实际生活中以及落实到基层。这次疫情,领导人说是对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治理现代化,政策设计方面要提高水平,还要在政策执行减少扭曲、真正贯彻这方面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我们立足于国内实施的很多政策,实际上也要处理和全球互动的问题。这也是政策设计和执行体系必须处理好的。

还有相关的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点到为止说一下。

第一,朋友们一定关注,老百姓过日子物价会怎么样。老百姓过日子直接相关的CPI,从曲线上看,我们前些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怎么讲困难,CPI一直波澜不惊,非常理想地在正值的区间从1到二点几的区间波动,一直走到了2019年下半年。后来由于猪肉价格的猛升,带动着一些食品和食物替代品(如蔬菜也是替代品系列里面的组成部分),一起跟着往上走。这就有一个CPI在年底前后曾经冲高的过程。现在这个冲高已经明显回落。最新的表现,它是在比2高一些的状态。今年说控制在3.5以下,是有很大把握的。

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呢?这轮CPI的上冲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过大,它就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前些年我们如下方面有偏差:在控制污染,地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意识到需控制由于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这是直接支持他们政绩评价的,所以不遗余力在这方面发力,小型养猪厂的特别是大量农户散养的猪只,都被作为控制对象,从存栏数里面大量消失。过了一定临界点之后,市场上猪肉供不应求。有人说是不是那时候非洲猪瘟有影响?统计局的同志说,非洲猪瘟的影响其实对这个事情微不足道。整个影响算下来全国扑灭的是110多万头猪只,而全国一天的猪肉消耗量相当于150万头猪,不到一天消费量的影响,绝对不会造成这条曲线如此明显上升,是更广泛的以好的愿望形成了执行中间的偏差,造成整个猪存栏数和出栏数支持的猪肉供应量明显地大幅下降,造成了价格上扬。在猪肉价格上扬带动其他食品因素一起上扬之后,现在由于结构性的对策回调了,这个回调是有扎实基础的,我们猪的存栏数已大大回升,猪肉的供应量也迅速增加。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所以今年看CPI,大家不用担心出现多么大的物价上涨问题。

看另外一条线就更没有问题了,就是生产资料制成品出厂价格PPI。在经济下行中,贸易战打响之后,PPI波动之中走了一个负值区间的运行过程,一直到2019年年底,当时看起来有希望消除这个负号,但是疫情来了以后,再次进入负值运行期间。负值运行说明什么呢?它是通缩压力,因为仅看这一个指标是通缩。换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时候货币投放量过多,所谓“去杠杆”所代表的控制流动性、控制货币投放,对这样一个指标的表现来说,没有对应性。我们近期还没有必要在物价方面(从PPI看更是如此),担心出现流动性供应过多、物价由此而出现膨胀趋势这样一个风险。这个风险从两个指标来看,现在并不存在。

如果说得更开阔一点,由于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灵活宽松,已经带来了比较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在某些局部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它的价格回升,在深圳、南京都看到这样的举措,那是另外一个视角上的问题了。

总体来说物价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年内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物价出现通胀式的大幅度上升。

还有我们已经习惯看的所谓先行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这个指标是在修匀的情况下,能够看出运行的趋势。它是高度敏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疫情出现以后,它一落千丈,荣枯分界线下一直落到38左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下冲到51以上,现在是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很低的位置上在演变。我们可以不过多计较它一个月、两个月的变化情况,修匀了看,它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景气水平运行态势大致的情况。

进出口从基本数据来看,2019年的情况比预期稍好一些。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贸易战之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今年这方面情况一季度是负增长6.6%,跟GDP的负值差不多,二季度比预期好一些,进口只是落到-0.2%,我们还可以密切关注进一步的走势。6月份实现的出口交货值,已经由5月份同比下降,转为正增长2.6%。以后进出口的情况,我估计还是在风云变幻中间会有一些起起伏伏。总体来说,给人的印象,这个形势并不是像有些人开始所说到的断崖式的往下落,还没有那样的特征。

接着我们对于整个发展态势,从中国到世界方面,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和展望。新冠之前,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中国年度经济增速由于贸易战的影响,要往下再走一走。上一年数字是提6-6.5%,这个区间要落到6%左右。但是新冠之后,有人说我们只能追求相对增速了,最典型的美国经济如是-3,我们能走到+3,我们相对增速仍然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我们和世界头号强国经济总量的距离会进一步缩小。

两会上也合乎一般人的预判,决策层、管理部门没有具体提出年度GDP增速目标,因为不确定性太明显,但是就业等方面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年度目标,比如说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是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要达到900万个,这是前面每年提1000万、又调到1100万以后,主动调低到900万。就业上明确目标,就可以使我们换算一下,按照过去的经验,2019年的经验数据,要达到900万人就业,它隐含着的速度一定是到4%左右。当然今年有一些特殊的保就业措施,我们可以放低一点,到3左右。过去已经走到1个GDP新增百分点能够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现在由于其他一些特殊措施,能够提高到300万个,也就隐含着今年要有3%的正增长。

看未来,有些研究者在概念上并不认同,我认为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真问题概念。我们从当下往前面看5到10年,中国要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已经从中等收入阶段一开始所说的3000到4000这样的低位,走到了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跟人均GDP差得不太多,这两个指标在中国计算下来口径很接近),是1万美元。从1万美元再往上冲击1.3万到1.4万,(我认为有把握些应该冲到1.4万,因为世界银行每隔几年要调高门槛),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门槛风险很大:前面六七十年,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以后,再往上冲关成功的是绝对少数,是1/10。中国也要注意到,在冲关的很多经济体里,它们是在门槛上来回出现反复,上去又落下来,下来以后再上去一点,有可能以后再落回到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如果能冲到1.4万以上,才敢说坐稳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或者说进去以后,波动中间比较有把握保持高收入经济体的地位。

如果我们中高速能落到5%或者5%左右,我们有个7、8年,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可以跨越的。但是不可掉以轻心。前面说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那些经济体样本原来都是看着发展势头还不错,但是到了这个门槛前面,就突然有各种矛盾爆发,纠结在一起,使经济突然失速,落入陷阱以后,一蹶不振可以好几十年。最典型是拉美一群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冲关没有过去,一直到现在还在陷阱里面挣扎。还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那时候发展咄咄逼人的亚洲四小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现在还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中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宁可把我们的情况想得更严重一些。特别是现在,如果说前面所讲三个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以后还会不会有人们担心的局部热战,都是未定之数。它会怎么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怎么样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考验。

回到今年来说,上一年全球合计经济还是正增长,不高于3%,其中的中国增量贡献仍然是相当可观的。今年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一般认为它注定是负增长了,如中国能够有3%左右、甚至再高一点的正增长,相对速度可能比美国高6个点以上(也可能扩大到8个点以上),那么我们仍然在全球年度经济增长里会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仍然在显著缩小和世界头号强国的差距。

接着我们还有下一个层次上要考察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宏微观不同层面上要处理的矛盾,要迎接的挑战。宏观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来说,中央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问题。我们产能利用率不高,增长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我前面说到有凸显的矛盾的交织,都是不可回避的。中国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了“世界工厂”之说,但制造业所谓的强大实际上是大而不强,必须升级。中国制造怎么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我们仍然是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要从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释放潜力。这个原则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我们认为是非常高水平的,明确地说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让企业充分发挥创造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去试错去创新,保护产权,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间释放活力。政府方面,反过来为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是第一要义。当然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还有更多复杂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必须把它一并解决好。

市场决定性因素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宏观层面要合成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通盘机制。到了微观,核心问题仍然是企业怎么样真正活起来。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尤其是在这些年感觉困难重重。我们的投融资创新,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升级,我们的资金链和供应链金融等等创新,要注意以一些表现还相当不错的核心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疫情冲击之下,大量的小微企业首先是要生存下来,跟着是要寻求继续发展。

我们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政策上已经非常明确:今年两会强调在货币政策的稳健概念之下继续灵活适度的同时,财政是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以及扩大支持建设项目的地方专项债总体规模。合在一起,几万亿的资金要配合着货币政策,掌握好扩大内需的必要扩张和结构优化。

对小微企业的情况当下大家特别关心。以适当的刺激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在顺序上,我们看到疫情发生之后,首先是要向关键大型企业、重点企业倾斜,但很快跟出来,大量受冲击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在严峻的形势、极端的困难之下,怎么样让这些小微企业活下来?刺激政策现在已经落实到要有大量的国债资金等等支持财政贴息优惠贷款,落到实际运行的一线。钱从中央、省往下走,中间的层级都是过路财神,要落到一线,由基层政府把优惠贷款具体安排到一家一家的小微企业头上,帮助他们生存和发展,这一带有普惠性质的政府支持正在执行过程中。但是它也有挑战:说是普惠,也不可能简单地对所有小微企业“推平头”,它必须有一个具体量值的合理掌握。如果没有一个基本公正的量化掌握机制的话,很可能各种拉关系、处关系的扭曲因素会把这个事情搞得乌烟瘴气。实话实说,我们做研究者也在密切关注,这是对我们执行系统的一个挑战和考验。

外部环境方面,我前面已强调中美关系现在的极端不利局面,准备这个PPT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几天的严峻事态。中美的贸易战已经升级为技术战,美国打击中兴得手之后,现在在全力打击我们最代表性的头部企业华为,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演变,只能拭目以待,当然也逼着我们必须以举国体制2.0,解决核心技术芯片方面怎样能够突破美国带头打压的问题。这个举国体制2.0版不像“两弹一星”(能够形成样品,能够带来由样品推进到的假设核打击之下的报复能力而形成核威慑的战略平衡,就成功了),举国体制1.0的典型是两弹一星,这到了芯片不行,2.0版是说,要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还必须接受市场考验,成批量足够规模的、质量稳定的、全球市场可接受的产能怎么形成。顺利的话,一般认为举国体制2.0版在这方面突破,处理得好也要5年左右,甚至5到8年。这个是我们眼下要清晰、冷静看待的挑战性问题。

技术战后面的外交战,是不是有可能一直推进到擦枪走火的局部军事冲突?很多人在担心,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掌控分歧,避免滑入类冷战,甚至局部的热战。在一系列不良信息的旁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美方和中美之间在缓和矛盾方面的姿态。比如说美国防长讲要访问中国,最新的说法是中美之间大使在韩国有友好的磋商,等等,我们要拭目以待看这样一些复杂因素怎么演变。总的来说,外交部王毅部长,非常有外交经验的傅莹前副外长,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等等,他们所说到的一些最新的外交要领表述,能够有利于推进中美之间管控分析的过程。当然还得看美国方面是带有大选临近、三个多月就要见分晓的情况下和选情相关的短期因素,特朗普拉选票,对中国强硬态度对他来说是加分,所以他会把很多的事情做到极致。如果再加上他个人特性里面的不冷静,一些极端化的特征,还有他的班底里面极端鹰派的作用,合在一起,我们当然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千方百计争取最好的结果。

欧中关系方面现在看起来也在分化,英国改变了最开始的态度,跟着美国跑,对中国明确亮出对华为的封禁,但是它给出了最长7年完成这个时间表。澳大利亚好像闹得很欢实,跟着美国对中国采取恶劣态度。但是你要注意到德国和法国的态度,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德国,现在为止,它明显不跟着美国的调子走,我们还要在这方面争取更好地,把一些积极因素稳定下来,调动出来。中日关系方面,总体来说有好转的特征,希望能够稳定这个好转的局面。

从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特点来看,我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一个小时时间已经到了,后面要尽快勾一下最基本看法。如果讲最有代表性的关系,中美之间,我们要看到历史唯物论所说的,生产力层面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产业链的共享,这可不是像当年美苏各领一个意识形态标签阵营,一个华约,一个北约,形成冷战时候各领一个产业链那样的局面。我们早早就在产业链上形成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曹德旺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十多年就到美国跟着产能走,去投资,去布局,后来又追加投资。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代表性的有胆略的投资家马斯克,被称为“男神”式的企业家,在中国上海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一年出头的时间,成规模的新能源特斯拉汽车就不断下线。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上的共享,可不是简单的一些极端化政客想把它拿掉就能拿掉的。很多心中有数的企业家(中美都有),还在观察事态的演变,该出手的时候,他们可能意想不到地就出手。

我们希望这个基本特征和大趋势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虽然有“脱钩”之说,但是你要说中美之间完全脱钩,难以想象。贸易归零?产业链完全切开?这种事情,如果美国硬要做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它的自杀行为,中国绝对不会往这方面发力,美国如果在这方面发力,它的工商业界,它多元社会里面的一些制约力量,早晚要表现出实际的制约态度和努力。

疫情之下,某些局部和短期的表现会近似脱钩,现在都已经关闭总领馆了(区域性的领事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发展态势会单向无止境地恶化下来。有人现在谈中美之间的“断交”,我觉得说的太过分了,我们还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从中国自己来说,扩大内需也有我们的底气。全球按联合国产业系列分类666个细分产业名录范围里,中国一个不少,是最为齐全的。所以我们扩大内需方面,有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相对优势。从未来看,如果我们不能把现在这个最全的产业链在中国本土上向高端去提升,我们会面临“两面夹击”:先进的经济体技术水平明显高于我们,而技术水平低于我们的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低廉劳动成本相对优势又明显对我们形成了必然的制约。如果我们高端技术总是拼不过发达经济体,低廉劳动成本方面注定越来越不可能跟欠发达经济体相争,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了。夹在中间合乎逻辑地就有一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前些年,首先珠三角提出必须腾笼换鸟,这是别无选择的。一些大路货的产能必须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腾笼之后换得来换不来鸟,升级更高的产能呢?这就是考验,你换不来,那我们这个局面就败坏。现在还有一个时间窗口,5到8年,我们还有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比较优势,有一个比较全的产业覆盖范围。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努力往上升级发展,接近高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在现在的“六稳”“六保”更多考虑短期和中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同时处理好扩大内需要领上的救急和发展后劲的形成、消费和支撑消费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关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注意稳外资,努力继续对外的大循环。双循环是全面的概念,内循环绝不排斥继续努力地扩大开放。

在这里面,中国的新技术革命怎么样能够争取在已经有亮点纷呈局面之后继续往上走?新经济的龙头企业、头部企业,在前些年已经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在疫情中间,一些数字化平台的抗疫情能力和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支撑力的特征,又给人印象深刻。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些电商平台,是民营企业烧钱过程中间终于脱颖而出、如风口上的猪一飞冲天,而且带来了大量小微企业一起发展的一个新局面。颠覆性创新中间,对民营企业的活力,我们要充分认识,民营企业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概念之下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也有现实的混合所有制之路。PPP等机制创新也给了民营企业在PPP方面,按他们自愿原则切入的很多发展机会。

在中国建设过程中间,有效投资方面还要特别注意抓住领导人、管理部门现在非常看重的“新基建”,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它也一定会跟传统的基建(所谓“老基建”)融合在一起,特别在一些具体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的硬件建设旁边,必然要伴随着片区开发、综合开发,伴随着各种需要配套的架桥修路、产业园区设施、住宅区、医院、学校、商业网点、绿化带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合在“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总体高水平规划里面,应有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新基建共同发展,既扩大内需,又形成支撑长远发展的结构优化支撑力。

这样一些基本认识,就是我想今天向各位汇报的主要内容。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今天汇报中间不当之处,希望以后有机会听到各位朋友的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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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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