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实:曾收藏国宝《朝元仙仗图》,回忆萱晖堂主程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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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实:曾收藏国宝《朝元仙仗图》,回忆萱晖堂主程伯奋

古籍 古籍 2020-05-08

黄君实、庞志英夫妇 1969年在日本拍摄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四年助教。1966年秋天,我申请到日本外务省的研究奖金,往京都大学研究六朝文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博物馆大量收藏中国艺术品,而且经常公开展出,私人收藏的古书画亦多而精。每有假期,我就往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跑,博物馆和古书画店是我终日流连之地,也结识了不少文史和艺术界的朋友。1969年,王己千先生和夫人一起暂居东京,租住六本木附近的一个公寓。我常去拜访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也间或到京都来,跟我一起逛古董店。王先生个性随和,尤其乐意提携后辈。他说有个老朋友叫程琦,住在东京,要找一个懂书画的人帮忙撰写收藏目录,王先生向他推荐了我。那时我为了要拿个学位,在京都大学由研究员转读硕士课程,还有一年多才可完成,只好待毕业后再说。

 

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会场内设了个香港馆,京都大阪一带的香港留学生都去做临时工,我也每星期两三天在馆中赚外快。一天中午,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说有人找我,我循着他的指引望去,角落的小园桌旁坐着一位清癯的老先生,正微笑着向我眺望。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在天花板上,把一只玻璃吊灯映灿得如钻石如水晶,射向他炯炯的一双眸子。

 

我就这样认识了程伯奋先生。

 

到了年底,我在京都大学完成了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课程,硕士论文《谢脁研究》也已完篇,就搬往东京,开始替程先生工作,直至1972年1月,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去当李铸晋教授的研究助手,才匆匆离开日本。我为程先生工作不足两年,但那是愉快的两年,也是我学问丰收、眼光跃进的两年,而此后我与程先生的联系亦从未中断。


先生原名琦,字伯奋,常用的别号有可庵、二石老人。他生于1911辛亥革命之年,安徽新安人,其父程秉泉是大古董商,与清末大藏家裴景福(1854~1924年)相交,两家的儿辈亦来往密切。自幼在骨董器物中兜转,伯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进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程父悉心栽培他,年未及二十,就给他数万银元要他独自训练眼力。伯奋先生跑到广东,购得五幅古画,不料其中两件却是膺品。年轻人初受挫折,极为难受,父亲却安慰他说:「能有三件真品也很不错了,学习过程总得交费,有胆买进,才能学会分辨真伪。」挫折可以训练眼力,父亲的鼓励增加了他的胆色,而且他的运气又好得出奇,五件作品中竟然有一卷旷世名迹—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

 

宋武宗元 《朝元仙仗图》局部 58 x 790 绢本墨笔

 

《朝元仙仗图》为绢本白描画,长790厘米,高58公分,真正的高头大卷。武宗元(?~1050年)是北宋著名的人物画家,画法学曹不兴和吴道子,《宣和画谱》说他「笔法备曹吴之妙」,尤精于佛道鬼神图像。此卷上钤有有宋徽宗藏印四方,应是宣和旧物,惜无作者款印。卷上最早的题跋署为张子□(此字无法确认)在南宋干道八年(1172年)所题,相传吴道子所作。但赵孟俯在大德甲辰年(1304年)的题跋,说经过考证之后,他认为这是武宗元的真迹,即《宣和画谱》著录的《朝元仙仗图》。后世普遍认同赵孟俯的说法,此卷也是现今所存武宗元画作的孤本。图中绘帝君、神将、金童、玉女等仙道人物共87名,身旁还以楷书注明其职称。这数十名人物在玉阶上逶迤而行,阶前云气氤氲,莲花绽放。人物的面相以淡墨写成,修眉秀目,端雅而高古,配以华美的装饰,珠络宝钗,珊珊环珮。衣裙袍带则用浓墨描出,线条遒劲而绵长,宛转飘翻,表现出「吴带当风」之美。他们手持珠幡香篆、奇花异宝,还有一队龟兹乐人,奏弄着琵琶笙笛等各式乐器,神态雍容而妙曼。全图虽无设色,却令人觉得满纸流光艳采。

 

难度最高的是这八十多人的位置安排,以及衣裙飘漾时的交互穿插,画家都能处理得自然妥帖,婉约流丽。卷前引首为罗振玉所书,画末绢素有张子颙、赵孟俯两跋,梁启超则题在拖尾裱纸上。另有张大千长题及谢稚柳的观款,年代均较晚,已是王己千购藏之后。画幅除钤有宋徽宗的四方藏印外,还有柯九思、刘玨等的收藏钤记,又有黎简和梁启超的收藏印章,大约在清中叶已流传到广东。它与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钱选《梨花图》卷,以及香港私人收藏的罗聘《鬼趣图》册,在清末并称为「广东三宝」。

 

程先生初试啼声,即购得此重宝,喜不自胜。他后来在《朝元仙仗图》卷上钤了多方印记,卷首有「伯奋审定」、「可庵秘玩」、「临河程琦收藏金石书画之印」,卷末则有「可庵所得铭心绝品」、「程可庵书画记」和「双宋楼」。此画卷在20世纪的70年代辗转落入美国古董商侯士泰之手,王己千先生与侯士泰商议后,各以一批藏品交换,己千先生得到《朝元仙仗图》和倪瓒的《虞山林壑图》。80年代,他把《虞山林壑图》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朝元仙仗图》则一直宝爱不放,并自署「宝武堂」,宝的就是武宗元。程伯奋先生晚年谈及这段往事时,仍有点洋洋自得,因为他购入这国宝级的北宋绘卷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比他年长四岁的己千先生,那时却只在清初四王中打转。己千先生后来醉心宋元绘画,并大有心得,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自1970年秋天开始为程先生整理藏品,几乎每天都到程公馆,那是位于东京四谷三丁目的一所日式独立房子,书房很大,外面对着一个种植花草的中庭。我通常是午后一时左右到,工作至傍晚,陪他吃过晚饭才回家。当时我三十余岁,精力充沛,而且在日本居留近四年,公私收藏的古书画几乎都在脑中,识见也远比在香港时广阔,程先生的话题我都可以轻松接上。我们的谈话基本上离不开书画,对着真迹来讨论固然使我获益良多,也令他非常惬意。我的意见他不一定接受,而我对很有把握的事也会坚持,但这都无损相互交流的喜悦。伯奋先生的古董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雕塑和古书画。他对每件经手的艺术品都有感情,但古书画和名人尺牍却是他的最爱,认为那是人文所萃,我也只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协助他查找资料,其二是充当他的写手,用毛笔在书画的原迹上抄录他撰写的题跋。

 

原来程先生在多年前已开始编写书画收藏目录,他要依照古代书画录的传统,全以文字记载,不刊图片。当时图版印刷已很流行,他舍易取难,其实是心理因素。他一心追慕古人,想依古代著录的形式,而且他喜欢查证,要把钤在作品上的历代收藏印章和题跋诸家的资料都尽量翻查出来,然后洋洋洒洒写成文章。他是傅增湘先生(1872~1950年)的学生,学问的底子甚佳,古文写得简洁明畅,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务求精确详尽,识见远非一般古董商可比。他自信这本收藏目录能够依传统法度,而精细缜密则超越一般书画笔记之上。他又为重要的书画卷撰写题跋,耗尽心血,反复查证,一改再改,最后才让我用小楷或行楷书恭恭敬敬抄录在书画原迹上。这工作真令我畅心,他收藏的历代书画至为丰富,由董源、巨然、燕文贵、宋徽宗、苏东坡、赵孟俯一直下来,到明四家、清四僧,这许多旷世名迹上,大部分都留下我的墨痕。虽然只是抄手,落款仍是程琦、程伯奋或二石老人,但一个后生小子,书迹能附骥尾而流传于后世,是我莫大的荣幸。其实程先生一手瘦长工整的书体并不失礼,这样郑重其事,正出于他对古书画的珍爱,对古代名家的尊重,不使作品在他手上出现一点瑕疵。程先生后来也对人明言那是我的书法,我替他代书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

 

费时多年,书画录终于成稿,程先生名之为《萱晖堂书画录》,以寄对母亲的怀念。他又希望全部由我以小楷手抄,再影印成书。但这工作岂可与书画题跋相比,不但细碎耗时,又缺乏挑战,令我深以为苦。幸而程先生很明白我的个性,最后只找了香港一个名叫潘阜民的书手抄录,在1972年影印出版。书成之后,程先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又陆续买入好些极重要的藏品,如苏轼的《昆阳城赋卷》、赵孟俯的《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等,都不列入《萱晖堂书画录》内。他也想过添写续录,却始终没有成事。当时我已移居纽约,但程先生仍要求我在这批新购得的名迹上代书签条和题跋,有时是他把撰成的文章连裁好的宣纸寄给我,写好寄回东京,才装裱在画卷上。有时则趁我途经日本时抄写,如他在70年代中期由陈仁涛的女公子手上购得的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和董源的《溪山雪霁图》,都是我旅经东京时替他录写题跋的。我虽忙,对老先生这些要求却从不敢怠慢。

 

现在许多所谓收藏家,以求利为目标,买了书画就束之高阁,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图个暴利,这种人其实只是投机商人,玷辱了收藏家的雅号。程先生一生都是古董商,却是个真正的书画收藏家,对每件经手的作品都小心呵护,修补重裱从不吝惜。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裱画师目黑三次,修裱一件古画往往耗时经年,收费亦为全球之冠,程先生却是他的大客户。由裱绫和包首的颜色、用料,裱纸的厚薄,到签条的玉质,程先生都要参与挑选,画卷外再包以丝帛,藏入木匣,每次拿出来都珍而重之。重要的作品要等到风和日丽之时才会取出,更不轻易示人。许多人慕名而来,求观他的藏品,但老先生自有一股孤矜脾气,若认为你不够资格,便会婉言拒绝。而且他喜欢研究,为作品翻书撰文成为主要的生活情趣,忙碌整日而不疲。

 

中国传统的收藏家,并不以财富骄人,他们重视作品的来源与承传,要亲自考证、自撰题记,在收藏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学问和见识,成为硕学之士,进入一个高雅深厚的文化层面,而且跨越了时空,与几百年前的书画家结成知己。财富只不过是桥梁,让世人可以拥有藏品,但只有精神上能与原创者交流的收藏家,才配称作藏品真正的主人。在这方面,程伯奋先生可作为现代藏家的典范,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虔敬之心,远远超过买卖求利,令我敬服。

 

宋米芾 臈白贴 30.5 x 23.7 cm 纸本

释文:臈白十五斤谨上纳,知彼无故以致,此后过时矣。门中康盛,芾顿首再拜。


程先生收藏的书法精品极多,如米芾《臈白帖》、苏轼《昆阳城赋卷》和《书方干诗卷》、赵孟俯《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及《临兰亭序》等。《臈白帖》只有两页,共28字,下笔随意而英姿勃发,是米芾晚年的标准之作。此帖原与《逃暑》、《岁丰》、《留简》、《春和》共为一册,经韩逢熺(约1578~1653年后)、安仪周(1683~1742年后)等递藏,民国初年为溥心畲所得。溥心畲留下了《臈白》和《春和》两帖,把其余三帖出让,稍后又把《臈白》和《春和》转售给许汉卿。

 

许汉卿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先后任大清银行稽核委员、天津造币厂总收支,又任南京、天津等地的银行总理,所藏青铜器、书画、碑帖等多而精。解放前后,许氏藏品陆续散卖,《臈白》和《春和》两帖流至香港,被程伯奋先生在1958年购得。其后程先生以《春和》与朋友交换一方殷代玉鸟珮,只留着最精的《臈白》帖。他在晚年回思,仍觉耿耿不舍。至于五帖中的其余三帖《逃暑》、《岁丰》和《留简》,则自溥心畲手中售出后,又经多次转易,现在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珍藏。


伯奋先生非常看重历代书画家的信札,因为其中不乏有关他们的生平交游等资料,尤能直接地表现出他们的喜恶和个性,亦可作款识题字的佐证。萱晖堂藏品中除米芾的《臈白》帖外,还有刘挚、欧阳修、陆游、张即之等的诗帖和书札,又有一套《宋元书简》,收集了吴琚、吴说、范成大、叶梦得等十一位宋代名人的尺牍,包括周邦彦的《特辱帖》。周邦彦天纵风流,所填词婉约清丽无与伦比。此帖是他唯一传世的墨迹,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帖中所见,其笔法应得力于二王,绵里藏针,飘逸流转。册内又有赵孟俯、赵雍、揭傒斯、倪瓒、杨维桢等元代名家的诗书简。


这套《宋元书简》册在198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是图录的封面,估价似是10万美元左右。如此稀世之宝,令我辗转反侧,数夜难眠。但当时一介寒生,只好怅叹力所不逮,立刻打电话通知远在东京的伯奋先生。程先生即时赶到纽约来,亲自观展,并由家人代举牌拍卖。那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拍卖会,逐价者包括王己千先生和香港利氏家族的利荣森。结果程先生以27万美元的落槌价击败利公,还得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在当时真是惊人的高价。与利家相比,程先生远远称不上富豪,只为心之所钟,无法放弃。听说他后来为了应付这笔款项,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明仇英 致陈苇川扎 纸本

释文:侍下仇英顿首拜复,大内翰川翁大人先生台坐下。英本樗散曲材,伏蒙存录,屡承我公下念。铭骨刻心,何日忘之,时怀报称。向病困,日抱抑郁,而尝终不克果,如饥未副耳。曩辱委画寿图,堇完贡上,幸捡收。更有他委竟教示下,须如命贡纳。万勿转托。西池虽为亲谊,与仆情甚不合,幸留意焉。二画更俟续上,病中草率欠恭,伏惟见源。初六日,英再拜县缄。闻宅中多合莃莶丸,求数服。有叶亦乞见惠。素问拜印一薄,万万。化桥道人又承抬举,又蒙方壶令弟惠银,幸致私,万万。奉使舟银一钱,余素。


萱晖堂还藏有大批明清尺牍,自沈周、文征明、祝允明、陈淳等一直下来,至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洋洋大观,几乎把上下八百年的名家全都包罗其中,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更不乏传世孤本,如周臣的《厚币帖》和仇英的《致陈苇川书札》。周臣和仇英都以画名,书迹确是凤毛麟角。世人都说仇英不善书,但不善书却不等于文盲,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喜爱工笔细致、设色秾丽画风的买家,没有分出时间去研习书法。

 

这封《致陈苇川书札》共两纸,上款「大内翰川翁大人」。按陈霁(1465~1539年),字子雨,号苇川,吴县人。家道丰裕,收藏甚富,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因见罪于刘瑾,贬归乡。至刘瑾被诛,复起用。正德九年(1514年)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经筵讲官,仕终国子监祭酒。着有《苇川集》及《宋辽金史》。他卒于1539年,按照江兆申先生《文征明与苏州画坛》一书的年谱,当时仇英约四十六岁。尺牍中仇英尊称陈霁为「大内翰川翁大人」,是陈霁仍在翰林院任职之时,所以仇英作此书时,约是三十至四十岁的年纪。就书法而言,仇英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笔法拘谨稚嫩,但他一丝不苟,非常用心,而且这是仇英传世的唯一书迹,在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

 

这两封简牍连同祝枝山、王谷祥、陆治、徐渭的书札共六通,在乾隆时为陆绍曾所藏,20世纪初为许汉卿所得。陆绍曾名贯夫,工篆籀八分,尤以精鉴赏驰誉于时。许汉卿是清末民初的大藏家,他庋中这几件周臣、仇英和徐渭的信札,在收藏界中早已驰名,张珩先生亦对之神往已久。


解放前许氏藏品开始逸出,张珩闻知这批书信也在求售,急忙星夜由上海赶赴北京,可惜已迟了一步,被法国古董商杜博思捷足先登,其后张珩多次托人搜求而不可得。杜博思是著名古董商卢芹斋的女婿,约在20世纪60年代把这套书札转卖给程先生。先生谢世后数年,程氏后人把珍藏的古书画全卖给某富商,原是希望能把它整批保存,不致星散。岂料不足一年,约半数书画便开始贱价掷往北京嘉德的小拍,这六封明人信札亦在其中。我看到拍卖图录的一刹那,直觉血冲上脑,悲愤莫名。这些文物凝聚了历代收藏家多少心血,接手人竟不愿稍花时间去研究,便匆匆否定,实非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萱晖堂所藏古代绘画以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及《四禽图》最为知名,帝皇手泽,又是清宫旧藏,品相题材都讨人欢喜。但程先生自己却更钟情于山水,他藏有巨然的《山居图》和燕文贵的《溪风图》,遂以「巨燕轩」为斋号。元代绘画则以赵孟俯的《滦菊图》和王蒙的《南村草堂图》最为难得。


萱晖堂藏品的新主人在2008年把《滦菊图》交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南村草堂图》则早在2004年便被掷往嘉德小拍,估价是极可怜的6万元人民币,结果在多名竞投者的争夺下,以近180万元落槌,现在看来,简直是捡破烂般的便宜价。


程伯奋 跋王蒙

《南村草堂图》

黄君实代书


元王蒙 南村草堂图27 x 88.5 cm  

纸本设色 

款识:黄鹤山中人王蒙写。

铃印:王蒙之印(白)


《南村草堂图》卷是王蒙为元初学者陶宗仪(1329~约1412年)所作。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赵孟俯的外孙,与王蒙是中表兄弟。他著作等身,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整理元代的典章制度、艺文逸事、诗词戏曲、风俗民情等,写成《辍耕录》,集历代金石碑刻、书法理论成《书史会要》 ,辑汉魏至宋元诸名家之作成《说郛》,又集所作诗成《南村诗集》。他与王蒙感情极好,按历代著录资料,王蒙曾以南村草堂为题材,为陶九成写过三幅画,即《南村真逸图》卷,《南村草堂图》轴,及此《南村草堂图》卷。前两图现已不存,仅见于著录,其中《南村草堂图》轴有文嘉临本,20世纪80年代曾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画史所载王蒙以南村草堂为题材的三幅作品中,现只剩下这卷《南村草堂图》传世。

 

元王蒙南村草堂图(题跋之一)


《南村草堂图》画幅高27厘米,长88.5厘米,纸本设色。起首处钤「王蒙之印」,图末楷书署款「黄鹤山中人王蒙写」。陶九成在洪武癸丑年(1373年)归隐南村,王蒙则在1385年死于狱,故《南村草堂图》卷的创作年份,应在1373至1385年之间,为王蒙晚年的作品。画幅以远山近渚开卷,水平如镜,水畔有小小茅亭,木拱桥通往竹篱茅舍。红衣小童在清扫庭中的落叶,一头白鹤俯啄于旁,鹤顶上以快笔缀出一小点极亮丽的娇红色。另一丫角小童正捧着茶盘走出内庭,堂上悠然而坐的应是南村先生,他半倚着大红色的几案,发在角巾下随意飘落,眉目须鬓黑漆乌亮。全图以细笔为主,写茅檐竹篱,精细遒劲如书小篆,写树木、峰峦和渚边的芦苇,则篆书草意并用,远山近石的皴法以解索、牛毛、披麻交替而成,随意所之,不拘一格,却又笔笔饱满,神采奕然。墨法和设色都经过多重敷染,所以墨色黝浓厚重,颜色在棕赭之间变化多端,远山在夕阳下的棕红尤其雅净。这种多层次的敷染使树木和山色融成一体,表现出大自然的浑厚滋润,这是王蒙晚年的风格,与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太白山图》卷的技法接近,只是《南村草堂图》卷笔下的草书意趣更多,也表现得更为随意奔放。


画卷后有元末明初人题跋十则,包括张枢、袁凯、王逢、林右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又都是陶九成之挚友。元人书法运笔厚重,墨色端凝,更为此卷生色不少。画上朱印累累,钤项子京、项圣谟祖孙收藏印鉴共二十方。此图先后著录于《珊瑚网》、《清河书画舫》及《式古堂书画汇考》,无论在艺术成就或文物价值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元王蒙南村草堂图(题跋之二)


元王蒙南村草堂图(题跋之三)


萱晖堂收藏的杨维翰《兰花竹石三秀图》亦是稀世之珍。杨维翰(1294~1351年)为杨维桢之兄,字子固,号方塘,暨阳人。他长于文史,议论高古,气焰咄咄迫人,人皆以为可畏。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慈溪教官、双溪书院山长,又精于绘艺,尤以墨竹称能,有「方塘竹」之誉。


但他传世的画作,除此轴外,暂无发现其他作品。此图作于元统二年(1334年),杨维翰约四十岁。图中写一块奇峭的古石,石后修竹一枝,石旁幽兰盛开,竹叶和兰花在风中飘转,娟如处子,雅若高士,笔墨极为精美。写竹石在草书中有篆意,兰叶之用墨更深得墨分五彩之妙,款字亦沉厚高古。画幅有张益(约1300~1368年)及滕用亨(1336~?年)两跋。张益是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第一名,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滕用亨则是书法名家,博学多才,参与修撰《永乐大典》。诗塘上有文掞(1641~1701年)题诗,他是文征明后裔,文楠之子,雅有家风,善书画。此画著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三,画幅上钤有陆心源第三子陆树声鉴赏章,又刘恕收藏印多方。程先生对这件作品珍爱逾常,认为是收藏中的铭心绝品。

 

1982年,我开始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工作,那时佳士得还没有书画部,所有亚洲艺术品,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书画家具瓷器杂项全混在一起拍卖,印制薄薄一本黑白图录,公司的名气也不如对手苏富比,我这开荒牛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年,伦敦佳士得总公司转来一批照片,询求我的意见,赫然是赵孟俯的楷书《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我在古代著录中知道这件名作,想不到原迹竟然出现,连忙打电话给伦敦总部,要他们尽快联络物主。不料回电却说卖家居于巴黎,而纽约苏富比书画部的张洪刚好在欧洲,作品已被他拿去了,我为之怅怅不已。后来专程到苏富比的办公室去,请张洪拿出来看。卷子一打开,即令我为之屏息,宋笺乌丝阑格子,字大如钱,运笔爽朗遒劲,墨色晶然夺目。卷上钤有「晋国奎章」、「晋府图书之印」,那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98年)的印章,又有程正揆、梁清标、安仪周的收藏印,乾隆八玺俱全,《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我不禁赞叹再三,更羡慕张洪的好运。但张洪却告诉我,一位在美国某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专家认为它是膺品,王己千先生看过后也不置可否,所以他不敢拿出来拍卖,我听后不胜诧异。结果这件作品在苏富比的仓库中憩睡了一年多,后来物主声言若再不上拍,就得给送回去。迫得紧了,在1985年终于拿出来拍卖,估价约三万美元,我连忙通知程伯奋先生。想不到王己千先生原来亦大有兴趣,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地竞争,最后由程先生以七万美元落槌。王己千先生后来对我说:「君实呀,你不要把好东西介绍给人,我给你佣金好了。」我说,我没拿别人的佣金,也不会拿你的佣金。其实我非常尊敬己千先生,事前也不知道他也想竞投,而且他的兴趣主要在绘画,程先生的书法收藏却很有系统,在个人感情上我就比较偏向程先生多一点。

 

除了《萱晖堂书画录》外,程先生晚年又印制了《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结识了东京二玄社的总编辑西岛慎一和他的助手高岛义彦,其中高岛义彦与我最为投契,每次到东京都要找他吃饭聊天。二玄社已替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过不少书画复制品,大受欢迎,其水准在当年可称天下第一。高岛想再印一些海外名迹,比较有新鲜感,我便向他介绍了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结果二玄社印制了许道宁的《渔父图》和李成的《秋山萧寺》。我又与程伯奋先生商量,请他把所藏的书法精品交由二玄社出版。程先生欣然同意,选出一批历代书法,由北宋的苏轼、米芾,到清末的伊秉绶、赵之谦,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周邦彦、仇英等书札的传世孤本。程先生这批作品皆存于美国,二玄社特别组成一个由技术指导、灯光师和摄影师组成的五人团队,由高岛义彦领头,扛着大批上佳的摄影器材,浩浩荡荡来到新泽西,在酒店里住了颇长一段日子,直至全部拍摄完毕,所有出版及前后期的制作费用都由二玄社支付。此书由我编辑,中日多名学者作释文及校对,前后耗时近三年,共分八卷,附别卷一册,线装包盒,印制极为精美。可惜当时的彩色印刷费用高昂,所以并非全套彩印,算是美中不足。它在1990年出版,还未推出就几乎全被定购一空。出版时程先生将满八十岁,他一生的兴趣与心血、鉴定的功力和魄力,都可见于书中,真是最好的生辰礼物。

 

程先生有几个常用的斋号,别致而有寄意。「巨燕轩」取意于所藏的巨然和燕文贵山水巨作,「双宋楼」是指所藏的宋版《前汉书》和《后汉书》。他另一个斋名「绛雪簃」也与这两套宋版书有关,因两书都曾为赵孟俯松雪斋所藏,又都是钱谦益绛云楼的旧物,「绛雪簃」就是由绛云楼和松雪斋两个名字中撷取而来的,景中有色,音调清美。程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灵巧的心思,每每见于此等微细之处,而且他孜孜不倦,至晚年仍手不释卷。但他自己不习绘事,亦少执笔作书法,这在书画鉴定上不无遗憾。如果能把程伯奋与王己千两位老先生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笔下典章故实洋洋洒洒,又能山川丘壑精熟运笔用墨的玄妙,以学识文才融入书画技法之中,那应该就是董其昌、文征明、张大千一般,成为书画鉴定家中的顶尖人物吧。

 

晚年的伯奋先生移居三藩市,我途经美国西岸时会给他一个电话,遇上天气和暖的日子,他也会约我到广东茶楼吃饭饮茶,但拍卖或一般的艺术活动都不再参加。千禧年过后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意殊寂寥,很少再约昔日师友。到2002年,我病渐愈,程先生却仙去了!修短随化,原是生命的正常轨迹,但仍不免令人神伤。在日本的几年,生计虽然艰苦,却是青春美好的日子,而程先生则是这美丽记忆中重要的部分。他和程太太为我们初生的女儿送来小床,备齐所有婴儿需用的衣物奶粉,生病时把她抱到程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这份关爱令人铭记于心。但我从程先生处的得益远不止此,他做研究时的细心严谨直接影响了我,使我疏懒狂放的性格稍为收敛。而我们深厚的情谊,起源于古书画,植根于古书画,在古墨馥郁的天地中追寻着前人的踪迹。每当我幸运地在小拍场捡拾到萱晖堂旧藏的精品,总觉得那是老先生在冥冥中的特意安排,把它们托付给我。历史的长河偶然让古人的心血落入我手中,我就成了它的保护神。我一册一卷地展阅着它们,数百年前的书画家仿佛都能与我对话,而程先生就坐在身旁,微笑着,从来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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